（图片来源：全景图片）

经济观察报 向珂/文 钱穆的《国史大纲》出版于约八十年前，书的最前端有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！上面说： 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，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。 钱穆后来也享有国学大师的称誉，他 一生为故国招魂 ，心里自然装着一个特殊的、另类的。他就曾指出，人文主义运动在14世纪的西方才缓慢兴起，而在西周时代就已经有了类似的觉醒运动了，比西方早出两千多年。通过这种比较而生发的自豪情感，在他的文字里随处可见。似可以说，假如你阅读了这样的国史著作，还没有增进某种敬爱的信念，那么，这阅读的过程就大可存疑，或者你一开始就不具有阅读这书的 资格 。

钱穆写作《国史大纲》的时候，正在云南避难，而日军的袭击随时可掀翻他的课堂和书桌。因此，借国史来激励民族情感，或许才算是史学在现实中发挥的正经功用。即便到了今天，当这种作用不能伸展的时候，还会有人着急，他们见不得史学被锁死在象牙塔里，更见不得那些学者们辛苦完成的历史著作于世道人心无补，就好像做了一桩亏本的生意。

前几天读到一篇文章，全文在抱怨，如今的美国历史教育，有违初心；关于美国历史的大量书籍，虽然讲的是发生在美国的故事，但也无力提升美国人的爱国水平。文章作者点评好几本有影响力的历史学著作，发出警示，这种风气如果长此以往，会不会遗失掉国史的优良传统呢？大卫 费舍尔（David Fischer）的《阿尔比恩的种子》（Albion s Seed）一书也中招了。文章作者认为，这书受到当时民俗学、人类学、新文化史等的影响，注重研究日常生活和平凡人的世界，反而将美国史上的大问题、大事件弃于一边，这样的著作很难揭示出大事件背后的大意义。但就这篇文章作者提出的问题，费舍尔是有冤的。先不说他的其他几本书如何能为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教育做贡献，就连这里提到的《阿尔比恩的种子》，只要再稍作诠释，也能成为一部让一些人满意的历史读本。作者本人就说过，这本大部头的著作，核心的问题，就是讨论美国为何成为了自愿社会（voluntary society）。而只有弄清楚了这个问题，也是为了 解释一个社会体系的起源和稳定性；在两百多年中，这个社会顽强地维持着民主政治，经济上保持资本主义，法律上奉行自由主义，社会里流行个人主义，而文化上则是多元主义 。西摩 马丁 利普塞特（Sey-mour Martin Lipset）是美国例外论的旗手人物，他在代表作《美国例外论：一把双刃剑》（American Exceptional-ism: A Double-Edged Sword ）一书中，也指出了美国核心思想的五个关键词：自由（liberty)、平等主义(egali-tarianism)、个人主义(individualism)、平民主义(populism)、自由放任主义(laissezfaire)。大致来看，费舍尔的问题意识与这些相重叠，没有理由不被认为是美国例外论者、优越论者。

费舍尔不仅仅视美国这个处在西半球的国家为独特的，就在美国的内部，他也觉得各地有各地的风情，每个区域的特殊性塑造了不同类型的美国人。1999年，他与威廉 费里斯（William Ferris）有一次对话。对话全文刊载在《人文》（Humanities）杂志上，而谈话的内容最终被冠以这个题目 《地域主义的力量》（The Pow-er of Regionalism）。费舍尔借用了美国作家尤多娜 韦尔蒂（Eudora Wel-ty）话，来阐述心中关于地域的概念，这就是 心灵的处所 （places of the heart）。他显然不太相信启蒙主义思想家提供的一些理念，不认可人人能具有超越自我限制的心灵与理性；他会说，你如果有幸或不幸地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你的头脑和精神就会死死地被你的肉身所限制。在这样的地域主义者眼里，某一方水土的文化积淀构建起围墙，这样的积淀便是风俗（folkways）。《阿尔比恩的种子》的副标题为：美国的四种英国风俗（Four British Folkways in America）。每一种风俗就像是早已写就的一套完备程序，包含了宗教、婚姻、饮食、衣饰、丧葬、教育 每个人的行为都得按照既定的程序来完成。

假如人的行为由一套风俗来决定，那么，来自风俗以外的观念、思想似乎就难以形成影响了。费舍尔也认为自由是美国精神的核心。但这不是一种抽象的观念，为大家平等地接受。他在《自由与自在》（Liberty and Free-dom）一书的开端，就提出一则19世纪的往事。1843年，一位年轻的学者为了研究美国独立革命的起源，特地采访了91岁的普勒斯顿上尉（Cap-tain Preston)。普勒斯顿在1776年的那场美国伟业中立下了战功。对于这场运动，年轻学者的脑子已有不少现成的观念。当他问普勒斯顿如何受到洛克这些启蒙思想家影响的时候，普勒斯顿却坦诚自己从未听说过这些人的名字。而且他根本就不喝茶，对于殖民者征收的茶税也全然不在乎。他之所以要走上这条道路，不过是因为：他一贯享受自由。这样的自由跟思想者的启示不发生关系，来自他本人内在的习惯。费舍尔列出这位老者的故事，就为了提醒我们，无论是以赛亚 伯林（Isaiah Berlin)，还是埃里克 方纳(Er-ic Foner），他们对于自由、美国自由的论述，都显得十足蹈空，他们夸大了知识精英的观念话语，也想不到，绝大多数的平凡人物会对这套说辞无动于衷，却无法摆脱各自所属风俗赐予的行动力量。他借用了托克维尔的话，称此为 心灵习惯 （habits of heart）。

费舍尔的《阿尔比恩的种子》，作为他美国文化史系列的第一部，其野心也在于讨论美国文化或心灵习惯的源头。阿尔比恩，这是大不列颠岛的旧称，如今已作为该岛的一个雅称来使用。 阿尔比恩的种子 ，就表示从大不列颠岛来到北美的四群移民。从1626年到1775年，从英国四个不同的区域先后而来的移民，又在英属北美的殖民地上，生根繁衍，代代相传，形成了各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四种文化风俗。这四种风俗虽然都来自大不列颠岛，但却能在北美各自独立地存在、发展，在不同的地域内塑造出了不同的人物。

随着大英帝国在北美殖民地争夺战中渐渐胜出，来源于它的四种风俗扎根到这片土地里。到了18世纪初，大英帝国已差不多全部占有了今天美国东部临海地域。后来又经过与法国、西班牙等的战争，逐渐削减了其他欧洲强国在北美的势力。尽管来自英国的移民最终还是将大英帝国视为敌人，但 阿尔比恩的种子 却已经在他们的土地上扎根了。1776年，北美十三州宣告独立，由此而来的美利坚合众国不断向更广阔的土地挺进，而这四种风俗也随着扩散，成为了美国的文化基因。

自由，作为一种观念，无论有多抽象，就该从土地里生发而出。既然美国内部的风俗各有不同，对于生发而出的自由观念也该有所不同。费舍尔就认为，在这四种地域文化的差异中，对于自由方式的四种不同理解，最值得重视，这也是让美国形成自愿社会的关键之所在。上面虽然说到他们都重视从英国而来的自由观念，但是，他们本身就来自英国的不同地带，到了北美后，又各自遇到了新的境况，对于自由的观念增添了新的认识。那么，自由的观念和方式就从单数变成了复数，这种情况也应该是美国所独有的。这四种自由与我们通常理解的自由有极大的不同，都与当地风俗的其他方面有机地融合为一体。比如说，在马萨诸塞，那里的人们奉行 有序自由 。而就在这之下，又还包括了四种不同的自由观念：集体自由、个人自由、灵魂自由、保证个人不被环境奴役。而这种观念跟清教徒的教义有关 重视社群总体和谐地发展。我们一般会认为，自由是个人的权利，但是 有序自由 有时却属于义务；而且，自由不仅仅针对个人而言，还能针对集体、组织，即使针对个人，那也是指那些由上帝拣选出来的少数人。

费舍尔的著作就是为了抗击抽象的概念，为地方风俗的多样性提供有力的解释，也为美国之所以成为自愿社会提供了阐述依据。在1776年美利坚合众国宣布独立之前，这四处的风俗种子已经深深扎根，各自的影响还在向北美其他地域扩散，没有哪种风俗能够野蛮地被取代。即便成为了一个国家，内部的多元局面也不可撼动。《独立宣言》上有这样的话： 这些联邦的殖民地从此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，并且按其权利也必须是自由和独立的国家。 但是，约翰 亚当斯仍然把马萨诸塞当成他的 祖国 ，杰斐逊心中的 祖国 则是弗吉尼亚。

在所有这些地域文化之上，也无法形成压倒一切的强势文化，为真正为自愿社会的形成提供了条件。1789年，为了让不同的地域文化能够共存，这样一句话出现在了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开端： 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：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。 这条法令的出现，被认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这四个地域的移民本身就属于不同的宗教信仰体系，这样就不光使得地域的独特性得以存留，让来源不同的公民能自由地拥有属于他们的宗教信仰，从长远来看，也为保证个人的言论自由奠定了基础。

对于费舍尔来说，他要找到美国成为自愿社会的根源，为此写了这部历史书，而如今依然有人将此书看成是美国的风俗志。两年多前，美国《大西洋月刊》上的一篇文章谈到，今天的美国人依然该借用《阿尔比恩的种子》提供的视角来思考当下美国的社会政治。这篇文章发表在2016年4月，差不多在特朗普竞选成功的半年多前，题目是《特朗普与边民》（Trump and the Borderers）。文章作者约尼 阿贝尔鲍姆（Yoni Appelbaum）曾经在大学时代受教于费舍尔，对他的著作和观点非常熟悉，尤其是《阿尔比恩的种子》，他如今是《大西洋月刊》的资深编辑和作者。

阿贝尔鲍姆认为，出身在纽约皇后区的特朗普，虽然说着一口纽约英语，但在竞选初期，他在阿巴拉契亚山以南的地带就已呈现出优势了。他在那里的得势，很多程度上是他的竞选理念符合那里的习俗和传统。甚至可以说，特朗普就是边民文化的继承者和集大成者。从这个传统而来的美国总统还有安德鲁 杰克逊。费舍尔就认为，杰克逊身上处处显示出边民文化的特质。他虽身为边民，但家庭富裕，一生好勇斗狠，不怕用暴力来解决问题。他对书面文化没有什么好感，而极有运动天赋，还公开说，他一生只好好读过两本书 一是《圣经》，一是《威克菲尔德的牧师》。他能在1828年成功竞选美国总统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也算是边民文化的胜出。特朗普倒是称自己读过不少书，还说自己擅长写作。

阿贝尔鲍姆还强调，虽然这本书的观点也曾引起英美学术界的激烈讨论，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美国政要将这作为治国的重要参考读物。比尔 克林顿于1992年竞选总统之前，他和他的同僚便认真研读过《阿尔比恩的种子》。这本书一直被安放在白宫克林顿的书桌上，一直到八年后他离开总统宝座。每隔四年，一到大选前夕，总会有竞选资深专家翻开这部大书，从中了解美国的不同地区属性，进而为在各地的竞选活动做好充分有效的准备。

不过，费舍尔的初衷，可不是为了这些政要们提供一部工具书，他有更大的价值诉求。他讨论的是美国为何成为自愿社会，美国又如何将自由主义作为核心价值。但地域风俗的多元性是否能被阐述为决定元素呢？历史上的大帝国，也多数具有地域丰富性，又为何不能抵制强大的一元化统治秩序呢？丘吉尔曾说，在欧洲，国籍仅与具体的地域紧密相连，一旦成为英国人、德国人，一般不会丧失作为英国人、德国人的资格；但是，要做美国人，当有一种意识形态的承诺（ide-ological commitment），一位美国人如果一旦不认可其价值，便不再是美国人了。难道费舍尔要用丰富的风俗谱系来取代所谓的意识形态？

在丘吉尔等人的眼里，美国是一种抽象精神的化身，具有普世的参照价值。在20世纪里，也确有不少国家的知识分子、政治领袖将美国作为灯塔。费舍尔在《自由与自在》的最后一章里，还专门提到了、印度、波兰等国与美国式自由的各种因缘。他也顺着他一贯的思路，处处考虑到这些不同区域的文化风俗跟自由主义如何接应。1947年8月，印度成功独立，如同当年北美十三州的独立事件。阿姆倍伽尔（Ambedkar）与甘地同为印度的开国元勋，塑造了近当代印度的意识形态结构；他也嘱咐印度大众，不能跟着西方国家跑，迷失了自个儿民族国家的发展方向。他出身卑微，却有幸早年到美国和英国留学，获得了博士学位。当他和他的人民争取到期待的自由之后不久，他于1956年正式皈依佛教，掀起 贱民佛教运动 （Dalit Buddhist movement ），声称要恢复最为真实而古老的佛教，以实现社会阶层的平等，消弭种姓制度的不良影响，尽管他在演讲、写作中也时常引用了马克思的论述。在费舍尔眼中，阿姆倍伽尔完美地融合了印度思想与自由观念，当然，也为自由主义赋予了新的地域特色。但时至今日，种姓制度在这片土地上依然存在。这难道不能理解为另一类 地域主义的力量 吗？这样的地域差异又难道不会让费舍尔笔下的自由仅仅成为一道光影？地域的差异性、特殊性跟价值的普遍性固然存在张力，如果把前者看得更为要紧，那么，价值相对论也更拥有立身的依据。

然而，费舍尔对于地域主义的强调，应该也算为了在学术体制中寻求 范式转移 。既然对于抽象的美国精神、美国意识形态已有太多论述，为何不能另辟蹊径，甚至反其道而行之，让人耳目为之一新。对于脚下的土地，对于这片土地的往事，心生温情，这自然属于常情；而若面对一个具有普遍性价值的理念，如何从一方土地的诸多牵扯中超然而出，如何不让喧腾的情感最终战胜平和的理性，这的确也是值得不断思考的话题。